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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开内页，我的目光直接落在宾客名单那里。“李明先生”，就这四个字，安安静静地待在普通宾客那一栏。没有“挚友”，没有“兄弟”，甚至连个“亲爱的”前缀都没有。手指摩挲着那行字，突然就笑了。这个陈默啊，连张请柬都写得这么实在，一点虚的都不来。
我和陈默的友谊，开始得一点戏剧性都没有。大学报到第一天，我拖着两个大箱子在宿舍楼底下喘气，他刚好从旁边过，说了句“我帮你抬一个”，就这样认识了。后来分到同个宿舍，他在我上铺。
他是那种话不多，但做事特别扎实的人。我恰恰相反，满脑子天马行空。大二我突发奇想要组乐队，到处拉人，最后只有陈默认真地问：“需要我做什么？”他不会任何乐器，就当了我们的后勤部长，每次排练都准时到场，帮我们看包、买水、收拾器材。演出那天台下没几个观众，他一个人坐在第一排，每个节目结束都拼命鼓掌，手都拍红了。
真正让我们成为铁哥们儿的，是毕业前那个冬天。我失恋了，在操场上坐到半夜，冻得手脚麻木。是他找到我，什么都没问，只是挨着我坐下，递过来一罐啤酒。那天晚上特别冷，星星却格外亮。我们喝光了六罐啤酒，他最后说：“都会过去的。”就这五个字，让我憋了整晚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
工作后我们在同一个城市，他做技术，我干策划。他依然话少，但每次我需要帮助——无论是搬家这种体力活，还是工作遇到瓶颈需要倾诉——他总是随叫随到。记得有次我项目失败，整个人颓得不行，他周末直接来我家，带着菜和锅，说：“给你做顿饭。”他在厨房忙活，我在客厅发呆，等饭菜香味飘出来时，我突然觉得，生活好像也没那么糟。
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渐渐走远了呢？
大概是三年前吧。他工作越来越忙，经常加班到深夜；我换了公司，应酬也多起来。见面从每周一次变成每月一次，后来几个月都约不上。微信聊天也从长篇大论变成简单的“在忙？”“嗯”。有次我翻聊天记录，发现最近半年，我们最长的对话不超过十句。
我知道他升了职，知道他家买了新房，知道他谈了恋爱——都是从朋友圈看到的。偶尔想约他，不是他在出差，就是我有事。时间就这样一点点溜走，把曾经形影不离的两个人，变成了通讯录里熟悉又陌生的名字。
直到这张请柬到来。
“李明先生”——看着这个称呼，我突然明白了什么。我们不再是那个可以共享秘密的大学室友，不再是那个随时能为对方两肋插刀的年轻小伙。我们成了“先生”，成了社会意义上体面而疏离的成年人。
可是你知道吗？当我继续翻看请柬，看到婚礼地点选在我们大学旁边那家酒店，看到内页印着我们当年都特别喜欢的那句诗“山河不足重，重在遇知己”，我突然释怀了。
陈默还是那个陈默，不擅长说漂亮话，但会把最重要的回忆藏在细节里。那家酒店，是我们毕业散伙饭的地方；那句诗，是大三那年我们一起在图书馆看到的，当时还说以后要是结婚，请柬上一定要用这句。
我拿起手机，给他发了条微信：“收到请柬了，一定到。”
他几乎秒回：“就等你这句话。”后面跟了个咧嘴笑的表情。
那一刻，所有的疏远感突然消失了。原来有些友谊，不需要频繁联系来维系。它就在那里，像一棵深深扎根的树，即使平时你不注意它，但你知道，它一直在。
我想，婚礼那天，当我看着陈默牵着新娘的手走过红毯，我大概会想起大学时那个晚上，我们躺在操场上，他难得话多了一次，说以后要是结婚了，一定要请我当伴郎。我说那必须的，不仅要当伴郎，还要在你婚礼上唱《朋友》。
现在他真的结婚了，我没有当伴郎，也不会唱歌，只是众多宾客中的一个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真正的友谊，从来不是靠请柬上的称呼来定义的。它藏在岁月里，藏在那些共同经历的时光里，藏在不需要言说的懂得里。
那张写着“李明先生”的请柬，我现在还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。它提醒我，有些人在你的生命里，哪怕只是以“普通宾客”的身份出现，但在彼此心里，早已是无可替代的篇章。
婚礼那天，我要早早到场，看着他走向人生的新阶段。我想我会给他一个用力的拥抱，然后说：“好小子，终于结婚了。”其他的，什么都不用说。
因为我们都知道——从十八岁到三十岁，从青涩到成熟，有些友谊，早就长成了彼此生命的一部分。无论请柬上怎么写，无论座位怎么安排，在对方最重要时刻能够到场，本身就是一种不需要言说的情谊。
这就是我和陈默的故事，普通，真实，就像请柬上那个简单的“李明先生”。但对我而言，这四个字，重若千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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