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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天出摊，我激动得中午就开始准备。豆腐切得方方正正，酱料调了七八种，连葱花都洗得水灵灵的。下午四点半，我蹬着三轮车到夜市，手心里全是汗。刚开始没人光顾，我就扯着嗓子喊：“铁板豆腐，五块钱一份！”声音都在发抖。
快到六点，终于来了对情侣。我紧张得差点把豆腐翻到铁板外头，撒调料时手直颤。那姑娘尝了一口，眼睛一亮：“好吃！”就这一句话，我差点哭出来。
可好景不长。七点刚过，人群突然骚动起来。“城管来了！”旁边卖糖水的大姐猛地收起折叠桌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手忙脚乱地关火、收摊，可越急越乱，推车像跟我作对似的卡在原地。
“小伙子，快走啊！”一个穿制服的大叔已经到跟前了。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张脸——眉头紧锁，但眼神里没有凶恶，反而带着点无奈。
“第一次摆摊？”他问。
我点头，手抖得连铲子都拿不稳。
“这里不能摆，赶紧收了吧。”他帮我扶正了推车，“往前直走右拐，有个临时疏导点，去那儿试试。”
我推着车落荒而逃，豆腐撒了一地，酱料瓶碎了两个。跑到巷子深处，我蹲在墙根，看着满地狼藉，眼泪终于忍不住了。八千块钱的本钱，这一下就损失了好几百。更难受的是那种屈辱——像做贼一样。
那晚我在江边坐到半夜。想放弃，又不甘心。想起老家身体不好的母亲，想起答应要让妹妹上大学的承诺......第二天，我真的找到了那个疏导点。虽然位置偏，但至少是合法的。
我在疏导点坚持了三个月。每天下午四点出摊，凌晨一点收工。下雨就撑把破伞，手被铁板烫出好几个泡。最难受的是冬天，寒风像刀子一样，收摊时手指都冻僵了。
但生意慢慢好起来了。有个常来的大学生说：“老板，你家豆腐外焦里嫩，酱料特别香。”后来他每次来都带不同的同学。我记下了每个熟客的口味——王哥要多辣，李姐不要香菜，陈阿姨喜欢煎久一点......
第二年春天，我在疏导点已经小有名气。这时，疏导点对面有家小店要转让。我犹豫了一个星期——店面月租三千，是我摆摊收入的一大半。但想起被城管追的狼狈，想起雨天没法出摊的无奈，我一咬牙，把全部积蓄都拿了出来。
“阿明小吃店”开张那天，我在店里挂了盏很亮的灯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，这是正经店面，不用再躲躲藏藏。
开店比摆摊辛苦十倍。每天凌晨四点去批发市场，回来洗菜切菜，熬酱料，晚上算账到深夜。有次累得在厨房睡着了，锅里的高汤熬干了，锅底烧穿了个洞。
城管大叔后来成了我的熟客。他第一次来店里时，我愣了一下。他笑着说：“现在不用跑了吧？给我来份豆腐，正常辣。”后来他告诉我，那天追我是因为上头要来检查，他们也很为难。
小店生意越来越好，我又请了两个帮手。第三年，在熟客的建议下，我在大学城开了第二家店。装修时，我特意留了很宽的过道，摆了舒适的椅子——我不想让我的店只是个吃饭的地方，它应该是温暖的、有人情味的。
去年，第三家店开在了CBD。开业那天，我站在明亮的店里，透过落地窗看着外面的车水马龙，突然想起第一次摆摊时撒了一地的豆腐。如果当时放弃了，就不会有今天了。
现在，我经常和新来的员工讲起被城管追的故事。他们听了都笑，说“老板你还有这种经历”。我也笑，但心里知道，正是那段狼狈不堪的日子，教会了我什么是坚持，什么是尊严。
那个城管大叔现在偶尔还会来总店坐坐，我们已经成了朋友。他说：“看着你从路边摊到三家店，就像看自己的孩子长大一样。”
其实，谁都不是一开始就成功的。现在每次看到路边的小贩，我都会想起当年的自己。有时会去买点东西，顺便告诉他们哪个地方有合法摊位。因为我知道，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，每个梦想都该有落地生根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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