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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不喜欢，是怕。怕老师突然点我名，怕站起来后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怕结结巴巴说出的句子惹来哄笑。教室很大，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让我有安全感。前面是高高低低的背影，我把自己藏在他们后面，像只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。
我的英语，是典型的“哑巴英语”。试卷能做，分数还行，可一到开口，就像有人掐住了我的喉咙。每个单词在脑子里是清晰的，一到嘴边就变了形。最怕的是小组对话，轮到我的时候，总能从对方眼里看到那种努力理解的神情，然后是不自然的停顿。
改变发生在大二那个闷热的下午。系里来了位美国访问教授，要招个学生助理，帮忙整理资料。鬼使神差地，我报了名，还选上了。
第一次见戴维教授，我提前半小时就开始紧张，把可能要说的话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。可当他真的站在我面前，蓝眼睛带着笑意问“So you're my assistant?”时，我准备好的句子全忘了，只能挤出一个“Yes”，声音小得自己都听不见。
工作很简单，就是整理文献、扫描资料。但戴维有个习惯——他喜欢边工作边聊天。不是那种客套的“天气不错”，而是真的在交流。
“你觉得这篇论文的观点怎么样？”
“你们中国学生平时都玩什么？”
“你家乡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？”
开始时，我的回答简短得可怜。“Good.” “Play games.” “Has mountains.” 像在发电报。戴维从不纠正我的语法，只是耐心地听着，然后分享他的看法。他说得慢，用词简单，遇到我听不懂的，会换个方式再说一遍。
慢慢地，我发现他不是在考核我的英语，只是在聊天。就像朋友之间那样。
转折点是有次整理到他家乡的照片——美国中部一个小镇，有大片草原和古老书店。我无意中说：“It looks peaceful.” 很简单的词，但那是第一次，我没有经过大脑翻译，直接说出了感受。
戴维眼睛一亮：“You like peaceful places?”
就着这个话题，我们聊了整整半小时。关于安静的力量，关于各自记忆中最宁静的角落。我描述外婆家后面的竹林，说风吹过时竹叶沙沙作响，像大自然在低语。说这些时，我忘了自己在说英语，只是在分享。
那一刻我明白了：语言不是试卷上的选择题，它是桥。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，哪怕步子小点、摇晃点，总能走到对岸去。
后来我主动减少了说“Yes”“No”的次数，开始尝试用完整的句子表达。还是会犯错，会把“she”说成“he”，时态乱成一锅粥。但戴维从不打断，只是在我实在卡住时，不经意地说出正确的表达。
三个月后的期末，英语课有个小组展示。按老习惯，我又想选个只需要点头的角色。但那天晚上整理资料时，戴维说起他第一次用中文点餐的经历——把“不要香菜”说成了“要很多香菜”，结果那碗面绿得发慌。
“出丑不可怕，”他笑着说，“可怕的是因为怕出丑，错过了那碗面。”
第二天的展示，我破天荒地举了手：“我可以负责开场部分。”
站在讲台上，看着下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，手心还在出汗。但开口的瞬间，我想起的不是语法规则，而是和戴维聊天的那些下午。我说得不算流利，有几个地方明显错了，底下有轻微的笑声。但这次，我没有被恐惧吞噬，而是跟着笑了笑，继续说了下去。
当我说完最后一句，教室里安静了一秒，然后响起了掌声。不是多么热烈，但足够真诚。坐回最后一排时，旁边的同学小声说：“没发现你英语这么好。”
我笑了笑，没解释。只有我知道，不是英语变好了，是我不怕它了。
现在，我能和老外谈合作了。不是多么复杂的商业谈判，就是普通的项目对接。上周刚和一个英国团队开完视频会，讨论下季度的推广计划。我依然会犯些可笑的错误——把“deadline”说成“dead line”，把“budget”听成“bad age”。但没关系，大家笑一笑，纠正过来，继续讨论。
有时看到办公室里新来的实习生，开英语会议时紧张得攥紧拳头，我就会想起缩在最后一排的自己。我会特意放慢语速，像当年戴维对我那样，给他们说完一整句话的时间。
最后一排很好，是个安全的起点。但人不能永远躲在最后一排。英语这门课，真正的考试不在教室里，而在每一个你想要连接的时刻。
那些时刻可能是异国他乡问路时的一次挥手，可能是国际会议上的一次发言，也可能是像现在这样，简单地和另一个文化背景的人，坐下来，谈合作，也谈生活。
如果你也在最后一排犹豫，我想告诉你：没关系的，说得不好真的没关系。重要的不是发音多标准，语法多完美，而是你通过这门语言，触摸到了更广阔的世界，也让世界看见了真实的你。
桥一直都在。你只需要相信，自己有能力走过去。一步一步，哪怕摇晃，终会抵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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